忍对黄河哭禹功
戴 晴
仅将此文献给
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已经过世的
方宗岱、张寿荫等各位工程师
和尚在世的
黄万里教授、温善章工程师。
(一) 黄河
(二) 鲧和禹
(三) 三门峡
(四) 在黄河筑坝——近代黄河治理
(五) 三门峡工程——“黄河清”
(六) 学有专长的人们
(七) 被迫改建
(八) 教训
(九) 三门峡工程与三峡工程
五、 三门峡工程——“黄河清”
1949年8月，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份《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交到了华北人民
政府主席董必武手中。起草者有两位，其一为当时的黄河研究组，后来升格为黄委
会的一把手王化云。王同志终身以“治黄专家”立世——当然将这批好大喜功的浪
漫家称作“三门峡灾难工程的始作俑者”，也未尝不可。报告提出：解除下游洪
水为患的办法，是“选择适当地点建造水库”。在哪里造呢，当时他的见解是“陕
县到孟津间最适当的地区，这里可筑坝的地点有三处：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
底”。这一建议，后来称为水利界三门峡工程上马第一波。
1950年春天，新升格的黄委会再度组织勘察，吴以学等参加勘察的工程师认为：
“八里胡同和小浪底初期开发价值不大，三门峡水库淹没人口近百万，是值得重
视的问题。”[1]
这年夏天，水利部长傅作义率队赴苏考查，随员中有苏联专家，有副部长张含
英，也有后来在长江三峡工程的推动上起了关键作用的张光斗.。考查归来，1951
年1月，傅部长就水利工作向政务院报告。可以看出，在他的报告里，虽然务实精
神尚占主导，但似乎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考虑到他所处的政治地位，持这样的态
度是不足为奇的：
黄河在最近几年内，仍应加强护岸和堤防工事勘测和准备潼关孟津间的水库工
程，修建支流拦洪拦沙水库，并结合农林计划积极进行干、支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这显然气魄不大。但在干流上建水库，就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均有
困难，于是转向支流解决问题。以王化云为主的黄委会到中游调查，认为“支流太
多，拦洪机遇也不可靠，且花钱多，效益少”[2]，又把希望转向干流，问题是找
一个容量足够大的地方。于是，一个比美国人雷巴德中将的《初步报告》气魄大得
多的计划提出来了：
① 眩目的综合效益——“以防洪、发电结合灌溉为开发目的”；
② 规模宏伟——蓄水位350米；并且“蓄水拦沙”。
初看之下，因泥沙淤积带给下游的水患可迎刃而解，但沙拦下之后，要有地方
装，装在那里? 只有找大水库，三门峡又被提出。有了大库当然就有了大水电的诱
惑，燃料工业部门于是从水电开发的角度予以支持。
前面提到过的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和负责水电的人，再加上两位“老大哥”，一
同上路，勘察三门峡。这时已是1952年春，大批苏联人开始踏上这块飘着新的五星
红旗的国土。30多年来，他们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江大河上筑坝发电玩儿顺了手[3]
，就雄心与气势而言，与黄委会一拍即合。三门峡高坝方案再次提出——这回是
360米了，再加上大库容拦沙。稳健派舍不得黄河流域的耕地，提出这一方案“淹
没损失太大”，又是相持不下。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波上马热告终。
读者在这里顶好记住“高蓄水位”、“综合开发”和“拦沙”这几个概念，它
们在后面将不断出现，是几十年对黄河的折磨与侵害上，最为关键的。
没过半年，也即1952年10月，伟大领袖亲自到河南视察黄河[4]。当时，虽然
第二波三门峡工程上马热暂告停息，黄委会也把邙山方案放到了第一位，但这个非
“综合开发”，只有滞洪效益的小库方案显然不带劲。就在这次，王化云亲自向毛
泽东汇报。正如历史地位几与毛泽东比肩的邓小平1980年视察长江时，魏廷铮主管
对他的陪同与汇报一样，这回也是一连串惯用的对首长的连哄带骗与报喜不报忧。
毛当时固然怀着发电灌溉综合利用的浪漫理想，但作为农家出身的领袖大当家，对
淹没搬迁还是有顾忌的，一再询问黄河归故道之后已安澜6年，能不能用堤、埽的
办法固堤防洪。党内专家王化云的回答是：
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如遇异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
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堤埽挡不住。
毛问到泥沙的时候，得到的回答也是：
在西北高原发动群众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拟在黄河的上中下游兴建一系列的水利水电工程，根除水害，开发水利，使黄
河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如果黄河干流30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在2000亿到3000亿立方米，这样算
个总账，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
准备将来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给西北、华北水源的不足。[5]
这首高坝大库畅想曲真正投了这位浪漫气质的诗人独裁者的脾气。三峡工程的
党内专家林一山1993年描述当时的情景：
“南水北调? 毛泽东眼睛一亮。南方水多得成灾，北方干旱得冒烟，若把南水
引向北方，岂不两全齐美? 好! 这个主意好! ”[6]
与邓小平一样，毛那次也没有当场拍板，只说了一句怎么检验都属于真理的话：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什么叫办好? 激稳双方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稳健派不具“革命豪情”这种当
时无往而不胜之利器，只有在钱上把关。邓子恢学孙悟空，给为白骨精所迷的当代
唐僧画了一个圈：5亿元拨款，5万移民，不能再多。但这点钱是造不起大库的，
“防洪怎么办?”浪漫派问，“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下游已是危在旦夕”怎
么办? 这样的提问和断言确实够吓人。用当时的总理周恩来的话说，好象是“不建
三门峡，第二天洪水就要把下游淹掉了”。[7]
邓子恢只好亲自恳求毛泽东：
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亦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先修芝川、邙山两
个水库，渡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和更多的移民问题。
这话毛听来不会很入耳，但也没有理由立刻驳回。上马第三波停在了这里。
正在僵持不下之际，北边的老大哥慷慨地伸出友谊之手——156项重点援建项
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列在其中。由中国政府聘请的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一行7人，
1954年1月到达北京。
这回，邓子恢没词儿了。领导人，再加上中苏两国专家所组成的120人的黄河
考查团再度出发，1954年2月到6月，从刘家峡直到河口，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勘。
苏联专家竭力推荐三门峡方案，认为“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在专家
组长科洛略夫眼中，综合效益是第一位的。他在总结发言中说：
从邙山到龙门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任
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使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综合
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的问题。
至于淹没损失，他似乎并不怎么动心，他说：
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
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容积；但为了获得必要的
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无论是邙山、无论是三门峡或其他坝
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区别仅在于坝址的技术质量
和水利枢纽的造价。[8]
读者可能还记得，三门峡高坝大库将近四年的几上几下，稳健派最后的王牌是
舍不得“八百里秦川”。连地球那一端的美国人都认为“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
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用淹没换取库容”，明显不符合
中国国情。用当时水电总局副局长，后来长江上的三峡工程最主要的反对者李锐的
话说，是“他淹得起，我们淹不起”。但苏联人那时在中国的气势，未曾经过的人
是难于想像的。于是，这句“老大哥箴言”，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发生了决定性的
影响。
其实，早在1960年，科洛略夫的师辈，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
专家康恰洛夫就说过：
你们中国为治理黄河聘任专家，找错了门儿，找到电站工业部，派给你们一个
水工专家。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仅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
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于黄河这条世界上变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们这些老头
儿全搬过去，一时三刻也治不了，科洛略夫不栽跟头才怪。[9]
他认为，一门心思高库大坝发电，不仅对中国，对苏联也是一样，淹没了最富
饶的土地，造成农田的匮乏。河流的全流域开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
能设想毕其功于一役。
可惜这一见解，当时没能也以“老大哥”意见的方式传到中国。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将临时性的黄河研究组正式改为国家建制的黄河
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
技术经济报告》；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该《
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
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 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这样，黄
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读者在这里应已
注意到这一运用与日本方案的区别：下泄量小了近一倍，它意味着对下游不致决
口的水量的推算：这一数字越小，水库容量就应越大；坝就应越高。究竟日本人
用的数据对，还是中共浪漫派的对? 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
② 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 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④ 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⑤ 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 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② 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
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读者可能还记得王化云拍胸脯的保证是300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怎么
能说得过去? 问题于是集中到唯一可避免此结局的“上游减沙效益”上。
但如何减沙呢? 好大喜功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水土保持能否奏
效，直接关系着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和怎么上。于是，在向苏方提出的《技术任
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而到水
利枢纽运用了50年之后的末期，可减少100%[10]。
不知草拟和批准这一任务的人，对自己当年的豪迈到如此程度有没有一点反省。
有趣的是，这“青出于蓝”的气概连他们的老大哥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
出修改意见：“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小学生做算
术题般地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末期减少50%”。[11]
如果读者有机会到豫、鲁一带旅行，不难见到今天的，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
之后的黄河。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在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
——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已断流19次。[12]
邓子恢再舍不得百万亩耕地，此时也已无能为力。1955年夏天，他代表国务院，
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按照上述思路，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
的综合规划报告》。那时没有电子计票机，《报告》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
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世界的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
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13]。没多久，邓子恢，这个中共党内不合时宜的
务实的人，则被认为“犯了政治性错误”，成了合作化问题上著名的“小脚女人”，
从此失去了对重大问题、包括三门峡工程上的发言权。
接着，中共中央决定将三门峡工程委托给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
分院设计。在中方提出的设计任务书里，要求：“为延长水库寿命，三门峡水库
蓄水位在黄河规划所提的350米以上至370米之间，每隔5米研究一个方案；为保证
下游防洪安全，三门峡允许泄量，由8000立方米/秒降至6000立方米/秒；并考虑了
扩大灌溉面积的可能性。”
1956年4月，苏联根据《任务书》的要求，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
。考虑到50年之后的灌溉和发电要求，他们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为360米；如果希
望寿命为100年，水位当为370米。
1956年7月，国家建委审查同意了苏联的360米方案。它意味着：淹没333万亩，
移民90万。对此，陕西省是难于接受的。我们后来读到的周恩来出面苦劝陕西“五
老七贤”，说明“淹一家救万家”，要求他们顾全大局作奉献，就是在这前后。关
于这点，上面提到过的中国水利界鼻祖李仪祉的侄子，原西北水利部长李赋都晚年
回忆道：
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迁就了周恩来和李葆华(当时的水电部副部长)。1955年，
李葆华每天缠着我，赋都，你不表态我交不了差(五老七贤要靠他带头)弄成这个样
子，西北局骂我一辈子。真是罪有应得。[14]
但欢欣鼓舞者正大有人在。虽然对苏方的设计要到这年年底才完成，第二年(
1957)的2月才在北京审查，三门峡工程局不但已经成立，更迫不及待地于1956年9
月就已派团访苏“学习苏联水电建设的全面经验”(局长张铁铮语)了。团内秘书王
庭济32年之后这样描述：
当时是何等兴奋与激动，真是踌躇满志、豪情满怀。谁也不顾家，不考虑爱人
怎么办，想的是我们将亲手建成我国第一座百米大坝、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
…[15]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
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
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
那时才25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
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
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
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谋者所重。
1991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30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
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七、被迫改建 开工一年后，土石方已开挖600万立米，混凝土已浇灌3万立米，由于陕西省“ 极力反对，虽然定下来了，仍要求翻案”[16]，1958年4月21至25日，在那次因推 动灾难性的大跃进而青史留名的成都会议之后，周恩来赶到正在施工的三门峡工地。 平心而论，他是来召开现场会议、作调和工作的。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反 “反冒进”正箭在弦上，但还须照顾几亿人吃饭穿衣，周恩来处境可谓“唯煎(艰)” 。他怎么会不懂陕西人所持的立场与立论！ 但那是什么时候？！完全没谱儿的梦[ 17]还要硬上，何况人大已经通过了的三门峡这种伟大的政治工程? 唯一可行的似 乎是“保持精神但抽换实质”：工程不变，只将具体运作改变。也就是说，大坝 按苏联方案建好了，但水蓄到多高，可以再讨论。换句话说，一旦蓄水，到底能容 忍淹掉多少地、搬迁多少人，总有个商量余地。 随他一道露面的，还有两位：彭德怀与习仲勋。谁都知道这两人对西北局的 影响力。他们同意了，陕西省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周恩来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使后人得以窥见他当时两难的心境[18]，偶然被记录 下来的，只是这样的一个场面： 4月21日下午，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悬挂图表，突然，总理只身 走进了会议室，……在一张表明水库正常高水位分别为360、350、340米的方案时， 各项水库参数和工程特性的图表前，总理站住了。 “为什么没有335米方案?”(读者可能还记得，这是温善章的低坝方案) “335米的库容太小了。”工地上负责接待的工程师答。 “你们就知道大。”周恩来说[19]。 据确切的记载，直到1964年，这位鞠躬尽瘁的总理才明确承认“规划的时候， 对一个最难治的河，各方面的研究不够”[20]。而在五八年的现场会上，他只是一 再强调“要听取反面意见”；“有意识地要树立对立面”；也居然真的从政治上 保护有不同意见的人：“存在着困难，敢于反映，敢于说出来……不是反对建设社 会主义，而是在建设的前提下，争论如何建法，那是允许争论的。”[21]这似乎不 能简单地看做让陕西人放胆说话来出出气了事——当时陕西省委书记、民政厅长、 农林厅长，还有河南、山西省长都到了——他可能正要借言之有据的反对意见，煞 一煞无所顾忌的头脑发热风。 据在场的人回忆，1958年的这次现场会争论热烈，陕西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 讲话”；从可以查到的文献看，周恩来确实尽力维护：为把水位降下来，当时真 是半米半米地争，只望少淹点耕地、少迁移些人口。 习仲勋这回像他历来一样，扮演的是“听中央招呼的陕西人”的角色。他的态 度是：“同意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蓄水先控制在340米”；彭老总这回有点 像被临时拉来当差的，只大而化之地应主持人之请讲了些“从六亿人口出发，对六 亿人民有利就作，不利就不作”的话，还以他历来的风格，就移民补偿不够和新建 办公大楼提出批评，说是“缺乏群众观点”。倒是他最后的一句结语，似乎带出了 些情绪——对刚刚过去的反右和一年之后到来的反右倾。他说的是：“我这只是 意见，究竟是香花、是毒草，是人的语言，还是狗屁，要大家来鉴别。”[22] 最后定盘子的，是周恩来的总结。他一共谈了12个问题，语气之间，几乎遮掩 不住的，是对浪漫派总体性的无奈、迁就，以及在具体处置上的争夺——典型的周 恩来风格。 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一是坝到底筑到多高、水蓄到多高—— 这直接牵涉到淹没和迁移人口；二是泄水深孔孔底高程——这牵涉到能把多少泥沙 冲出去。周恩来在他的总结里最后争取到的是： 按360米设计，350施工，蓄水控制在340米。——这意味着并不否定360米的浪 漫精神，但以当时的现实，只能作到340米。 想来浪漫派当时一定提出“特大洪水”来证明340米不够用，周说的是： 我说控制在340的意见，就是特大的洪水也不超过340，因为根据计算是可能的。 …苏联设计按350米施工，他把那个坝顶一直搞到357。太高了，没有必要。因为不 但有千年一遇的保险系数，还有万年一遇的保险系数，就是说太保险了，我想没有 必要。[23] 他把移民线定在了338.5米，就是“迁移30多万人，陕西是23到24万这样一个 数目”。(读者可能记得350米是43.7万，360米是73.5万；后来实际数目是41万) 至于美妙的“综合利用”和“黄河清”怎么办呢，周说的是： 我们修建三门峡水库的目标要明确起来。我们总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点一致 吧。三门峡的今天还是防洪为主，其他为辅。今天，我只讲今天，明天再说。[24] 泄水深孔孔底高程，按照原设计是320米。周恩来提出降低，与苏方“还可以 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还能改到300，因为总是降低一点，使泥沙可以多冲出去一 点。”[25] 浪漫家当时一定又搬出了水土保持对泥沙的神效。周恩来对此，据当时的记载， “泼了冷水”。那时是1958年，正处在反右之后的大跃进的兴头上，保守、稳妥与 反革命几乎成了同义语。周恩来为自己当时所采取的这个姿态的解说是：“如果 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对于浪漫家们令人感动的想到什么都敢干， 周是以替他们找台阶的方式予以婉阻的。他说： 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 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 前进。[26] 这次降温在三门峡工程史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仅是降降温、避免更大的 损害而已。他所规定的“设计水位，确保西安，不能损害西安”，没有根本遏制住 那时即将沸腾的激情，当然对随后到来的自然的惩罚，也不曾有足够的估计。 “振奋人心”的消息频频传来：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9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就在这时候，好大喜功浪漫家和他们的苏联老大哥又犯了一个错误： 读者可能还记得1957年6月，当黄万里顶着新获得的“右冠”离开讨论会的时 候，最后说的是：“在坝底留有容量足够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 时重新在这里开洞。”这一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意，在国务院批准的初步设 计里，也明明标有“坝底留泄水孔”，不要将河底12个施工导流底孔堵塞。然而， 在1960年11月至1961年6月间，三门峡工程工地在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的主持下， 对这12个导流底孔，竟全部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堵塞。张教授后来贵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据说除了50年代的狮子滩工程之外，所主持的最大的工 程就是这一项了——虽然自1967年来正以每个导流底孔人民币一千万元的代价将它 们一一重新打通，这是后话。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1961年2月9日，当坝 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338.5米)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 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27]，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 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工程还在继续。 1961年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0个月后，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 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 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上照例大报喜，但主事的几位，恐怕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 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 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从秦岭下来的清清的渭河(读 者一定知道“泾渭分明”这个成语)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是“来水宣泻不畅”， 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 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 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瞒不住的事实是，由于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翘尾巴” 已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1962年3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 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 水位不得不降低。失了大水头，披红褂彩不足一个月的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 已无用武之地，拆迁到了丹江口电站。 读者这时应该注意到，三门峡工程到此时，只是运用方式作了一些变动，别的 已经建好的还舍不得动。大家后来把这一段称做三门峡“从蓄水拦沙到滞洪排沙” 的第一期工程。这时是1962年3月。 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 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陕西省的风格再高，对于“潼关河 床已抬高，造成渭洛黄河淤积连锁反应”[28]，恐怕也不能再容忍下去。 1962年4月，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出，“拟请国务院从速制 定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及管理运用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335 米移民线以上的居民生产、生活、生命安全案”[29]。具体建议：坝前水位降到 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增设泄洪排沙设施——换句话说，就是尽量让黄 河照旧流! 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感到陕西人的愤怒。他们是从根上反对三门峡工 程的，用的就是浪漫派所依的根据：既然水土保持能解决泥沙，为什么要三门峡 工程拦沙? 与今天四川省领导人对三峡工程的态度不同，陕西的父母官们，从1955 年到那时，态度不但明朗，可说相当激烈。但浪漫家不但在共产党独特的哲理上( “气可鼓而不可泄”；“劲仅鼓‘起’还不够，要鼓‘足’”)占着上风，还有可 以调用全国资金的“中央部”做倚仗，对他们只一味搪塞、应付，劝诱他们作牺牲， 直到他们的牺牲已经大到伤及国家了。 大会决议交水电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研究办理。 1962年8月，1963年7月，两度在北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谁都知道 问题严重，但各有各的主意，且大家都是“党内红色专家”，哪条意见都不能扣上 “阶级敌人破坏”，争来争去，总是议而不决。拖到第三个年头，总淤积已经到了 50亿吨，泥沙淤积的“翘尾巴”，距西安只有30公里了。 再受不了周恩来一贯的顾全大局风范，陕西省这回直接找到毛泽东那里。用官 方史家的话说，“毛主席对(在危难时刻收留供养他的)陕北人民特别有感情”。自 己坐了天下之后令他们受损，怎么着也说不过去。但他本是好大喜功浪漫家们的鼻 祖和靠山，事情弄成这样，不由得很显得有点气急败坏了。毛对周说的是：“三 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30] 炸掉，有那么便当么? 周只有硬着头皮补台。1964年12月，周恩来第三次视察 三门峡之后，回北京主持召开“治黄会议”。和1957年6月那次专家讨论会相比， 这一回，除了“坐而论道”的教授工程师们，握有指挥权的“党内专家”占更大比 例。 周的观点是： 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当然，有了改 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改建后，情形总会好些。当前关 键问题在泥沙。五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淤满后遇 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加大泄流排 沙能力，先解决库区淤积的燃眉之急。[31] 改建的目标基本上回到温善章过去所提到的低坝方案，自然绕这个大弯子的损 失已无法追回，痛心这余，周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 誉。” 当时已从三门峡总工的位置调任华北水电学院院长的汪胡桢，对他在任时留下 的这一大烂摊子倒是一点愧疚都没有，仍坚持认为“ ‘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 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32] 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所持观点与黄万里同，认为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 绝非修建水工建筑物等人力所能改变。他的观点是：“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他不认为毛泽东在说气话，力主炸掉大坝，最终进行人工改道。[33] 主要的责任者、黄委会兼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王化云的态度，比起汪胡桢来， 稍强一点。这次，他将“水土保持”神话暂放一边，改成了“上拦下排”，认为解 决库区淤积，须靠上游修拦泥水库，把泥沙拦在上游。王化云的这一观点，一直坚 持到80年代末。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30年的大会上，这位“年逾八旬的 治黄专家”重唱“水土保持”高调，抱怨自己的方略“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所以水 土保持工作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见实现”；而“政治环境——沿河的各级党委在一 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进行治黄工作”，似乎成了三门峡这场烂仗的根本原因。他 后来不知怎么又转了向，认识到“黄河不可能变清”，还把自己的治河思想概括为 “拦(拦泥沙)、用(利用洪水和泥沙)、调(调水调沙)、排(排洪治沙)四个字”；具 体到黄河，应“整治河道，排沙入海——今年研究才认识到”。但三门峡实际上已 经毁掉，他于是力主在三门峡下游小浪底再建一座体现他的“四字方针”的高坝大 库。[34] 说得够轻俏。就算暂且将环境的破坏放在一边，这所有的钱难道会从天上掉下 来吗? 凭空被剥夺而哭告无门的平头百姓为此付出了多少? 当时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也被请了去。他主张“大放淤”：“ 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的水和泥沙”。把黄河的洪 水和泥沙全部利用，“把泥沙吃光、把洪水喝光”[35]，这，恐怕又是另一极端的 浪漫主义了。 这两招都救不了急。气派相对较小的人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就在三门 峡大坝坝体上掏些洞，如果还不奏效，再在岸上想办法，总之，千方百计把沙放下 去。这一提议，获“绝大多数”同意，于是，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 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些纯 技术用语费解，可这样理解：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 坝”给堵上了；堵上之后2年开始出事，4年后出了大事，但大坝已经坐那儿动不了 了，炸坝又难以接受，只好加管开洞，让从正面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 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 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36]。但这是一个救急的方案，毫无浪漫可言。黄河长江的 两位红色专家都固执地难于忘情于他们宗旨相对立的“拦泥”和“放淤”，周恩来 只好决定他们分别“作规划、搞试验”。黄河这回可真是史无前例地热闹了：王 化云在上游甘肃筑坝拦沙；工程局在中段三门峡掏洞排沙；林一山在山东开渠铺沙。 幸亏文革开场，上下两台戏收了锣，只剩下中段“每天掏洞不止”。[37] 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被称为第一期改建工程。此时，当坝前 水位315米时，下泄流量由3080立方米/秒增至6000立方米/秒，(请读者注意，这是 1957年给出的“下游安全泄量”的极限)。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 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看来黄河并不打算因为中国人正忙着文 革而收敛自己，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 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 开“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 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 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地说，是期求当水位315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 泄流量加大到10000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 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1—8号施工导流底孔(读者应该记得这些孔是12年前黄 万里坚决请求保留，而后为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死死地堵上了的)；同时， 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13米，“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大功率的水 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用5万千瓦的小机型。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Transfer interrupted!
忧八晃�315米时，泄量由6000立方米/秒增至9060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 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 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1978年底，五台发电机组全部投入运用，装机容量为5×5=25万千瓦(原设计是 14·5×8=116万千瓦)。如果不把发电机组在多泥沙河流中的灾难性运行计入[38]， 三门峡工程总算稳在了这里。那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已相继去世。为三门峡工程操 碎了心的总理过世前关于中国水利最后的一句话是：“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导是 否属实? ”[39] 事情并没有完，到了1980年代初，已是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新成立的三门峡枢 纽水利管理局又面临“泄流底孔、门槽严重磨损”的难题——大量挟沙的高速水流 从孔洞流过，怎么能不磨损? 只好再修吧。“聪明勤劳的三门峡人”用“钢叠梁围 堰”的办法，“对孔底进行逐个改造”，三年花费3000万(大修、更改、基建)，至 今尚未完成：1990年又打开了两个底孔，使315米水位的泄洪能力增至9443立方米 /秒。在一般年份库区泥沙基本上达到了冲淤平衡。[40]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3米多。1992年8月渭河洛河 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3万人 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更大灾害。[41] 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 1985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 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5年，库容损 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益：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全 都落了空。[42] 如果读者以为此时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说明了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 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360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333万亩，迁移90万 人；后来，1958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335米时， 还要淹没耕地85·6万亩，移民31·89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8· 49万人，实际总数达40·38万人(其中陕西省关中平原28·53万人，占70·6%)。他 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3·99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 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垸、沟壑区的12·11万人，也因 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43]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20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 十几、二十年下来，见自己原来的家园怎么又没有水了? 在原处由黄河泥沙新造出 来的田怎么又让大兵给占了? 他们要求返回，要求部队退还土地。 1985年5月，中央决定(中发办29号文)，从部队和地方国营农场退还30万亩耕 地，给返迁移民，“其中80%为低洼盐碱地和河滩荒沙地，2万亩被冲毁。15万人中， 已迁9万，尚有5万特困户待研究。” 到1989年，国家再拨2亿返迁15万，不够。陕西省提出“补充报告”，需国家 再补充提供3.233亿。此时，三门峡水库在陕西境内移民已达43万人。 到了这个份上，三门峡工程的任务变成： ……战略思想，我们首先要抓紧进行改建，围绕着进一步提高泄流排沙能力， 使有效库容得以扩大，尽早完成打开两个底孔的任务，继续研究再打开最后两个底 孔，……将来，在三门峡工程进一步改建后，终于做到库区的淹没机会和淹没程度， 将与无库自然情况无大区别。[44] 改建后的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 工程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30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 无库自然情况! 下游淤积和防洪怎么办? 读者读到下面一段话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 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更为迫切 ……[45] 有点耳熟，是不是? 这不是在论述三门峡，而是浪漫派们新的瞩意：三门峡 工程这时已不承担下游防洪，要在其下面再建一座高库大坝，总库容126·5亿立方 米，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20年左右，之后还要采取其他有效措施。[46] 小浪底工程出台。 那么，三门峡水库怎么摆呢? 特别考虑到当初把话说得如此满。这区区小事是 难不倒不但掌握了含义丰富的汉语特别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红色专家的。三门峡 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47]——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 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1959年，三门峡截流刚完成的时候，全国主管水利的李葆华曾豪迈地说： 水利建设是一项改造自然的伟大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亿万人民要从自然手 里夺取主动权，使自己从自然的奴隶，变为自然的主人。……这个伟大的斗争，在 旧中国是无法设想的。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举三面伟大红 旗，大搞群众运动，就一定能够赢得胜利。[48] 如果说，那时还不知道潼关淤积，不知道西安告急、不知道连续20年一个接一 个地掏洞和移民返迁，这番给自己鼓劲的话说说倒也罢了。不料，到了1980年代末， 在庆祝三门峡工程30岁生日的时候，赫然出现的是竟还是这样的定评： 30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浪花，但在新中国的治黄史上，却记 载着举世瞩目的功绩。这30年，是开发黄河拼搏探索的30年，是兴利除害、造福人 民的30年，也是治黄英雄战天斗地、取得节节胜利的30年。在世界闻名的多泥沙河 流上筑起高一百多米，长七百多米的巍巍大坝，还是亘古以来的第一次。它像一座 水上长城，把奔腾咆哮的黄河拦腰截断，向一条钢铁的锁链，缚住了黄河的脖子， 使有史以来桀傲不驯危害人民的黄龙，乖乖听从人民使唤，为社会主义建设造福。 [49] 这可真叫——共产党人遇到了多大的挫折，都不可以“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 的志气”。
八、教训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如果说，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各种“形而上”的缘故：体制、制 度、决策、运作程序、哲学观及对生态资源的破坏等等，还是不“纠缠”为好；那 么有形的损失呢? 总该可以开列出来吧。 先看直接经济损失：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 ②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30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15万人； 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 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⑥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 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 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50多万亩； ② 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50] ③ 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 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 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土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 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 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 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即使中国共产党人，起初也并不就是这样。 1951年水利部治理黄河的方针是“以整理下游河道及修护堤防为重点，包括培 修大堤、加强岸护、堵支塞串、固滩整险等工事，以宣泄较1949年更大洪水标准。” [51]如果我们担心这只是写到正式文件里的套话，1952年，周恩来致信毛刘朱陈等 党内巨头，关于治黄，也只是“滞洪、堤坝、灌溉”，所谓“积极慎重、稳步前进” 。[52]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到了1955年，情况变了。对此，1964年，决定第一次改 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1958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1955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1958 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 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 当，关系摆不好。[53] 为什么会“急”? 头脑为什么会发热? “黄河清”怎么会造成压力? 为什么在 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到底把什么放得过 重而要牺牲掉其他? 先看“急”。 当时用来吓唬周恩来、邓子恢的，是“下游河道年年淤高”，“决口改道威胁 与日俱增”。刚从苏联回来的青年才俊沈崇刚引用的数据是“每年淤高0.17至0.23 米”，这意味着4至6年就是1米，“河南黄河段可能漫溃”，所以必须“立即”修 建三门峡水库解决“防洪急务”。[54] 这数字准确吗? 温善章1989年重新回顾时，给出如下估算： 当时，甚或是现在，下游河道高出地面的程度，尚低于明清黄河故道3～4米； 洪水位超出两岸地面的高度，比长江荆江段还低4～5米。如果以明清故道的高度， 作为决口改道危险的标准，现河道尚允许再淤一个时期。按当时的短期资料，下游 河道每年淤积4亿吨，每淤高一米需要15年；达到明清故道的高度，尚需50～60年。 另外，即使达到明清故道的高度，按现代堤防、埽坝的抗洪能力和抢险水平看，也 不一定决口改道。[55] 这是说，即使按照传统思路，也没有那么急。至于就让黄河做一条地上河；或 者如黄万里所一贯主张，就让它改道，以“分流淤灌”的办法治黄，就更不是非筑 高坝不可了。 这是对泥沙淤积的估计。 按照当时的思路，泥沙淤积的后果是改道。当黄河真的在下游改道时，损失究 竟有多大呢? 当时说的是： 波及2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威胁着这一地区80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旦决口，将：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部署，同时几年来治理海河的成果，也可能毁于一旦。 [56] 看温善章1989年计算： 当时提出的下游决口改道泛滥25万平方公里，是3000多年来历次决口改道范围 的迭加；而那8000万人，当然也是在这个基数上算出来的了。事实上，黄河决口的 泛滥面积，与决口地点有关；加上50年代黄河下游已有的防洪能力，这种损失推算， 是被数倍夸大了。[57] 为了不发生这样的损失，必须不让它决口；而不决口的唯一办法，就是下游河 道不能再抬高；用水库拦沙于是成了唯一的有效办法——这是浪漫派“水库工程必 须上”的主要依据。但多大的库容量就足够了? 本来，黄河下游河道的泄洪情况，……是不小于14000～15000立方米/秒。若 据此估算，按千年洪水标准，30～35亿立米的库容就够了。但当时给出的黄河下游 的安全泄量是6000～8000立方米/秒，以此推断必得一个90亿立米的大库。[58] 于是，必须大上，并且尽快上。什么地方足够大，上起来不但最现成，且最具 戏剧性效果? 三门峡！ 但“上、快上与大上”不可能没有弊害，当时难道没有提到么，比如良田淹没， 为什么不结合中国国情，将它看做是用什么都换不回来的宝贵的资源丧失呢? 而对 于只能算作幻想——事实证明也正是幻想——的以水土保持减少来沙，为什么会有 那么不负责任的乐观估计?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1980年 代末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认为他们也像 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1989年春亲眼见到整 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和他们在北京为自己 盖的成片住房。按林华在1989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 不下4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 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 星毛主席，他们图什么? 据原水利部副部长，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王化云1987年说：“三门峡工程问 题，我们先后给毛主席汇报过四次，给周总理汇报过多次，给少奇和中央领导同志 都汇报过黄河的问题”。[59]我们当然可以追问他“你是怎么汇报的”；或者不 加追问，对他这类红色专家们事后为自己推托责任的这一贯作法取无可奈何态度。 但政府——或者说党——由于政治运动与内部清肃不断，以至造就出这样一批不负 责任的只以谄上为事的浪漫家(邓时代再加上贪官污吏)，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 策上一错再错，把中国弄成今天这样，就不由得人不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只看三 门峡工程，周恩来说： 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 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打到现在很被动。[60] 这是实话，因为，我们在前文已经知道，在人类头脑最热的30年代，荷兰人、 英国人、挪威人，治理黄河的野心也仅限于“削减洪水”；带有明显掠夺特色的日 本方案，也不敢不把“水库不排沙，寿命短”；“ 泥沙无法解决，全盘工程失败” 说在前边，而且谨慎地强调“分期开发”。美国人的认识就更透彻：对黄河而言， 就是“防洪”；而对中国，“耕地淹没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根本否定在三门峡 筑坝。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自己的非党派专家在没有政治压力下的意见，更是扎实 可行：“在干流，只允许以防洪目的筑低坝”。没有谁敢于轻言“综合效益”，更 没有谁敢对“沙”夸下海口。怎么到了50年代中期，事情就不一样了? 1964年6月和12月，周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 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61] 黄河清，出自童谣，下边还有三个字：圣人出。翻开史书，“道里小儿齐唱 ……”是常常被看做一种神秘的朝代更迭的谕示的。中国人，不要说1950年代，就 是今天，整亿的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 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但共产党以推翻三座大山解救劳苦大众起家，起码在表面上，已不再有人把“ 皇上”、“分封”挂在嘴边。可是如果我们细细分析毛、周一班人包括汪东兴、叶 子龙、胡乔木、张玉凤辈的活动模式，看看上海、杭州、武汉等处的专用宾馆，以 及彭德怀、陶铸等重臣的谪贬、擢升方式，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朝廷[62]。毛泽东写 过“东临碣石”，写过“数风流人物”，没人会看不到那呼之欲出的帝王情怀。既 然事实上存在着潜在的人主臣民意识，当然也就有潜在的揣摩与阿谀，有拐弯抹角、 乔装打扮的歌功颂圣。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从上到下所怀着的，其实是圣人出而天 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 家”。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 无往而不胜了”。 毛的巡幸在古今中外首脑人物中，是很突出也很特别的。联想到黄河与“秦皇、 汉武、唐宗、宋祖”的地理与精神联系，他住进中南海之后，“第一次出京巡视的 地方就是黄河”[63]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2年10月……(铁路局副局长把省委书记、王化云等)一行人领到车站内一间 房子休息，等待从东方驶来的列车。 一支烟还没抽完，耿副局长从外面跑进来，激动地说：“是毛主席来了! 毛 主席的专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 “是毛主席?!”大家也激动起来，王化云慌忙整理了以下衣服，跟随大家往站 台上跑，边跑边睁大眼睛朝东方张望。 不一会儿，毛泽东的专车缓缓驶进站来……(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红彤彤的。 天兰得透明，没有一丝云彩。……毛泽东身穿深灰色呢大衣，头戴银灰色干部呢帽， 一身整整齐齐，领着几位干部向西北方向的一个小村庄走去。 (谈到黄河治理，方案、淹没等，谈到了三门峡水库问题)，王化云介绍了有关 情况。… “三门峡水库能发多少电? 能灌溉多少地? ”毛泽东盯着他问。 王化云报告了当时规划的数字。 毛泽东点点头：“如果把这个大库修起来，就可以把几千年来的黄河水患解 决啦，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一百万千瓦，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 可以研究的。” 这点头不过是说话时的一个姿势，可能是习惯性动作，也可能是“哦，懂了” 的意思。无奈点的人非同小可，于是导致了王化云三十四年后还在大会上报告说： 三门峡工程“毛主席点点头”。[64] 点头归点头，真要让他定盘，应该说，考虑还是多方面的。 1957年1月，在研究中央与地方分权与管理体制改革的会上，毛注意到一味将 钱集中到中央“搞大工程”，比如三门峡、原子弹，是有碍于民生的。而民生问题， 建政多年还不见成效，是要引发政治反抗的。他说的是：“这笔钱不分，可能原 子能搞起来了，可能三门峡也有了，但是，也可能来一个匈牙利事件。”他当时没 有对决策机制的反省，更没有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高度思索，依然认为“站起来的 中国人民”——其实就是他自己——无所不能，认为“人定胜天”，只是觉察到对 下别刮得太狠，弄到天怒人怨难于收拾。 但他对“水利”的迷信难于克制。他不知水利工程会造成水害，只渴望通过群 众运动让水利工程在全国“遍地开花”。毛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判断力无疑相当自 信，政治官吏必身兼水官对他说来也是天经地义。1958年成都会议时，伟大领袖在 “极左三魔头”[65]之一、省委书记李井泉发言时的插话，令稍具常识(水利与哲 学)的人啼笑皆非：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 明显 地有。一为排(水)、大(型)、国(国家办)；一为蓄(水)、小(型)、群(群众办)，这 不是两条路线吗? 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的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 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排、大、国与蓄、 小、群是对立的统一，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三峡、三门峡只有国家力量 才行。[66]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无论“排大国”还是“蓄小群”，再加上大炼钢铁、以粮 为纲，到文化革命结束时，别的不说，全国的森林覆盖率已损失70％以上。连钱正 英自己在199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在水利工作中，提 出了以小型工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三自方针’……存在严重 的片面性(即只蓄不排)……在水利建设中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在有的地方，甚至水 利成了水害，例如在黄淮平原，曾造成严重的涝碱灾害和排水纠纷。”[67]她还没 有说她自己手中的排大国所造成的灾难。这许多损失，自闭于菊香书院的毛泽东不 可能知道，红色专家为自身计也不敢对他说，起作用的，依旧是黄河清与毛圣人之 间不仅哲理，还包括情感上的联系： 一次总理到三门峡工地，工程局党委想请总理给大坝题个词，纸笔都拿到了面 前。周恩来说：“这个词我不能题，三门峡水利枢纽是个大工程，毛主席为它操 心最多，这个词一定要等毛主席来题。”[68] 只恨这“颂圣”工程太不争气。到了1964年，紧随着“三面红旗”的狂热给中 国留下了太平年代千万人饿死的空前记录之后，人为的“黄河清”也已经快要把泥 沙引到西安。圣人呢? 毛泽东这时候说的“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语气之间， 已经很有些嫌下属低能的圣怨了。 平心而论，“周恩来为三门峡操尽了心”，没有错。但他本质上是个政治家， 就算当着“人民的好总理”，只怕浮现在意识上的第一念头，还是政治上的利害。 40年代中后期，当他“领导黄河堵口归故斗争”时，“中心”就是“在政治与军事 方面”；到了50年代，国体、威望、豪情，加之与苏联的关系、与毛这位雄猜之 主的关系，不可能不在一些犹豫着的、权衡着的环节起作用。否则怎么解释，为什 么从50年代起，邓子恢们的、黄万里温善章们的，包括陕西省的意见，就那么听不 进去。 当然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怀有政客臣子情怀。中国人在屈辱之下生活得太久了， 五星红旗一飘，涕泪滂沱之余，觉得这么好的国家和政体，难道还有什么不能干、 还有什么干不好么? 李赋都的态度最具代表性。 作为水利世家的后裔、现任治水官员，应该说，该懂的他都懂，却在关键的时 刻，以专家的身份，支持政府决策者，支持“以水土保持减少泥沙”这种幻想。他 的思路是： 解放初期我还不同意修三门峡水库，等到农业合作化以后，有信心可以完成上 游水土保持工作减少泥沙，……用我们优越的制度来根治黄河。[69] 应该说，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独特见解。当时流行的观念，用《黄河三门峡水 利枢纽工程》这类宣传小册子的话说，就是： 三门峡工程的兴修，说明为害千年、被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们认为是不治之河 的黄河，即将为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所征服，又一次鲜明有力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 的无比优越性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的气吞山河、征服自然的豪迈气 概与巨大力量! 因此，它更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 筹码下到了“优越的制度”和“巨大的政治意义”上，不能说是科学工作者的 严谨态度，更况且李赋都对“优越的制度”又了解多少? 只看后来“黄河清”主将 “党内水利专家”王化云怎么看制度对他的幻想的保障： …我们的建设要一个很好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可是五七年以后政治运动接连 不断，先是五七年的抓右派，五九年的反右倾，以后搞‘四清’， ‘四清’以后 又进入文化大革命。我们沿河的各级党委就是在这样不安定的情况下进行治黄工作 的。[70] 正所谓“成亦政治，败亦政治”。 共产党政治起家。农民减租、工人增薪，都扯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不 来个大翻覆、大斗争，就是右倾投降。难道大惯了，斗惯了，政治惯了，不这样， 就辜负了时代? 对黄河，“培修大堤、加强护岸、堵支塞串、固滩整险”[71]是太不带劲了， 要“治标辅助治本”；没过两年，这提法也太过小气，要“根治”；但“根治”的 不过区区洪水，无法体现“伟大的时代、英雄的人民”，是“大大地荒废了自然界 所赋予我们的资源”[72]，顶好“综合利用”，指标还不能定得太低；当黄河干流 上高屋建瓴、激动人心的360甚至370米方案出来之后，“气可鼓而不可泄”，“快 上”成了第一要素。 三门峡工程，不就这么哄出来了么? “左”，自共产党诞生、成长、建政以来，从未被认真清算过，特别是它的哲 学体系、思维定势和政体支撑。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因为实在不能闭上眼睛假装看 不见，而被标以“左”倾、定成死案的，仅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人。如果说李 立三所干的那一场“一省数省”还算是带有他本人性格与学养特色的话，瞿王两人， 不过斯大林的棋子而已。 将“左”记在他们头上，是替惹不起的大人物开脱，算 不上党内严肃与平心静气的对“左”的探讨与清算。 从1935到1975，整整40年。在这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最重要的40年间，除了出于 谋略或者再干下去饭就没得吃了的时候，不得不稍微“右”一下之外，理想地、浪 漫地、无知地、蛮横地、由于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从而变得实际上没有制约地、将全 付精力与生命投入、一路“左”下去的，就是伟大领袖了。 而在中国旧的传统文 化与新的共产文化背景下，混以强烈的民族情绪，再加上他个人的权势、机谋和残 忍，不会不裹胁着一整批忠忱的、阿谀的、有所求或有所惧的，包括更多的无可奈 何的中国人一道向“左”! 向“左”!! 向“左”!!! [73] 三门峡工程不过是这“左”的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九、三门峡与三峡
1994年11月，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宣布正式开工，距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开工37
年。这两项工程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有哪些异同呢?
它们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大河的干流上；
都是破记录的、举世瞩目的巨型工程；
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头都是“下游洪水灾害”，都是“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直接威胁多少
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财产”，都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
都具有“巨大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都能发很多电，三门峡当时说“将占全
国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三峡说“将占总量1/8”；
都能发展航运，三门峡当时说“保证下游航运所需的水量”；三峡说“可使
万吨船队由武汉直达重庆”；
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迁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门峡41万，三峡120万；
都要毁掉作为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三门峡是1000多年前的中原文明，
三峡是更早的巴楚文明；
都是上游省不获益，却实实在在地将受到损害：三门峡是陕西，三峡是四川。
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学工作者也曾像陕西人一样吁请、告诫，直到今天，他们的意
见，也如陕西当年的意见那样，在没有告急之前，当局只虚与委蛇，并无人真正理
会；
两个工程所面临最大问题都是泥沙。三门峡库尾淤积在西安，三峡在重庆；
它们都是省会，工业重镇。重庆还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咽喉；
如何对付泥沙，两工程的主持人都夸下海口：三门峡说的是“水土保持”，
三峡说的是由三门峡工程取得了经验的“蓄清排浑”水库运用；
都采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办法，其失误在三门峡工程上已经得到
证明，但三峡工程还准备推行；
都有过激烈争论，反对派都是绝对少数，他们的言论都遭到封锁，本人也都遭
排斥乃至打击；
都有顶尖权势人物的“关心”，这“关心”都是工程推进的动力。三门峡是毛
泽东，三峡是邓小平；
都以获得了人大的通过而标榜为“人民的决定”——仗声威并最终逃避责任；
三门峡是真正的“全体一致热烈通过”，三峡是在发动了舆论攻势并做了手脚的情
况下以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获得通过；
都是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拨款支撑，也就是说，无论造成多大灾难，从上
到下一系列责任主管的个人财产包括官声官运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都不见在论证过程中当局委托专家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这
两项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没有人对它们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后果作过预估；
都是在基本数据甚至运用原则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抢先开工；
都使得抚育民族文化、激发创作热诚的自然景象永远失去，三门峡是气派雄浑
的奇伟峭峻，三峡是无可言喻的苍茫神秘；
最后所花的钱都大大超出当初预算，三门峡大约增大了10倍；三峡按1986年的
360亿到1995年的6000亿，早已超出10倍——而1995不过是开工的第一个年头。
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不同，除了50年代的人的真诚纯朴和90年代的人的刁猾
取巧而外——按照毛主席的好学生“人的因素第一”的原理，这一点是忽视不得的
——最主要的一点是：修建三门峡时，潼关的淤积还只是少数人的担心；如今，这
已是不争的事实。
两项工程的挂帅人物都是所谓党内红色专家，他们都是以“左”倾学生而参加
“革命”，没有受过正规的业务训练，也没有过以扎实的考绩为标准的晋升或淘汰
经历。由于出身经历的“红”，他们没有政治上的顾忌，在“左”的大背景下，不
但莽撞自信，且善于撩拨专制者的虚荣——或者说，他们的存在恰恰是专制者在水
利这一领域的需要。三门峡是王化云，三峡是林一山。当然，他们都有留过洋的博
士作副手，以彰示决策的“科学性”；
还有一个，一个极为偶然的共同点：这两项工程都面对着一个最坚定的反对
者——黄万里；都有一个反对高坝大库而主张低坝小库坚韧的建议者——温善章。
对这两个工程，黄万里教授都根本反对，认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都不可以。阐
述对三门峡工程的反对意见时，他35岁；介入三峡争论，75岁。 他一再请求阐述、
讨论、辩论，主管三门峡工程的人不睬他，主管三峡工程的人也不睬他；他的《水
利科学论文集》，至今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机会，更遑论他充满了豪情与哀叹的诗篇
——本文的标题就取自他自编自印，只能在友人之间散发的诗集《治水吟草》：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在三门峡工程上，温善章不同意360米、350米方案，提出335米方案；对于三
峡工程，他也不同意目下不但已获人大通过，而且正热火朝天地施工的蓄水位175
米方案。他提出新160米方案。他的出发点和37年前一样单纯朴素：减少水库对耕
地的淹没，减少移民，合理解决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要求。
黄万里对三门峡工程所作的预言，一条接一条成为事实。三峡工程呢? 他的预
言是：
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
三峡筑坝的结果，砾卵石夹粗沙积在坝前，是一块都出不去的。
他提醒当局：对地方利益不能太忽视。他说：
四川的保路运动诱发了辛亥革命。
三门峡现在实际已不得不按温善章1957年所主张的低坝方案运行。三峡工程呢?
难道不到移民造反、重庆告急、航运中断，就是不肯接受这类不够宏伟、不够浪
漫、花的钱也不够气派的建议么?
黄万里教授可能已看不到长江的梗阻；温善章工程师呢，他还能等到为三峡工
程的错误决策写《回顾与评价》吗?
1993年初稿于北京·郑州
1995年校定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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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河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 《三门峡水利枢纽运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3] 见王庭济《1956年三门峡工程局访苏日记》(〈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89-
3)：苏联人认为“任何河流上均可以修电站”，他们“新建电站41处，设计容量
约为1600万千瓦”，“保持水电队伍不散”。
[4] 如果将纯粹作为旅客而匆匆过黄河略去不计，这是这位湖南成长的伟大领
袖第三次亲临这条大河。第一次是1947年底从延安撤退途中，说到“没有黄河，就
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 ”；第二次是1948年，随中央机关乘木船东渡。就在那次，
他说了那句“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
个民族……”。第三次就是这一次了。这是他住进中南海后第一次出京视察。(见
林一山 杨马恩林《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5] 前揭书
[6] 前揭书
[7]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 1991
[8] 陈枝霖《三门峡工程的历史回顾和国民经济评价》 (《三门峡水利枢纽动
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9] 1992年对郑州黄河委员会赵业安工程师的采访。
[10] 1954年中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技术任务书》
[11] 1954年苏方《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
[12] 凌志军：〈从治黄看决策〉，《人民日报》1990年6月18日
[13]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 1991
[14] 1992年对郑州黄河委员会赵业安工程师的采访。
[15] 王庭济：《访苏日记和记录摘抄》〈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89-3
[16]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行文至此，作为作者，更关心
的其实是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开工一年之后四川省会持什么态度。在1992年三峡工程
获得通过的那次人大会议上，雷亨顺、张仁梁、华德君等代表都严正地、正中要害
地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当然也如黄万里、温善章对三门峡的意见一样，他们掷地有
声的发言并无人理会。与当年陕西省不一样，四川代表当中，拥护这一“伟大工程”
的正大有人在，如唐章锦、黄济人、向德科等(见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简报总56
号)。1995年底笔者从三峡地区调查返京途中，邻座一名操川东口音的人对我说：
“我们重庆人恨死了萧秧。这种官儿，为了自己的交椅，出卖四川的利益。”
[17]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制定出所谓“高指标
的第二本账”，标志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纳入“大跃进”轨道。在这次会上，曾一本
正经地确定了“钢指标在1年内提高到2500万吨，4年内提高到6000万吨，在不到三
年的时间内‘超英赶美’”等等。(见《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
[18] 这时，距离反“反冒进”的八届二中全会还有十多天。研究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的人都熟悉，周陈薄李四重臣全在这次会上作了检讨。出身世家、以翩翩贵
公子而革命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静就是在南宁会议上被吓疯的。周此时的心情
之紧张与压抑，可见他的政治秘书范若愚的回忆《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人物〉
1986年第一期)。
[19]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国水利发展史料〉
1991-3
[20]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1]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2]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国水利发展史料〉
1991-3
[23]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到了大约一个月后的中
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他已不能再这样讲话。那次，他说的是：“‘反冒进’的错误
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
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
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
……在这个严重的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
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5月)
[24]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5]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26]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7] 李晨 兰艳华在《三门峡水库环境影响回顾与评价》中写道：“三门峡水
库以335米高程进行了移民……从1957所开始到1961年，移民基本结束，陕西省最
多，共移民19.64万人，其中有10万人被安置在渭河以北的旱垸上，产量低，年收
入公30-80元，且水源奇缺，须到3-4公里外拉水吃，因此要求重新安置。陕西河南
两省1957年远迁至宁夏、甘肃边远地区3.93万人，因生活贫困和不适应水土等原因，
经中央批准，1962年全部返回重新安置。”
罗启民 刘红宾在《三门峡水库移民总结》中写道：“由于自然条件、劳动收
入、粮食产量等与库区差异太大，移民自迁出起就不断闹返库，且越演越烈，从个
人零星返为到有组织有计划的返库，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三站
峡枢纽运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
[28] 温善章 《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29] 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陕西省)148号提案
[30] 曹应旺 《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31]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32]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 〈水电史料〉1990
[33]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34] 王化云 《从三门峡到黄河的治理》 (三门峡枢纽报 1987.5.30)
[35]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36]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37] 这是对伟大领袖所盛赞的愚公精神“每天挖山不止”的应和。
[38] 关于三门峡电站的运行情况，李金先在《三门峡水电站运行情况调查》(
〈人民黄河〉1983年3月号)曾有具体描述：
改建之后，1973年#4机组开始发电，至1978年，#3、#6、#2、#1、#5相继投入。
每台运转6086小时，年发电量8·75亿度(原设计为13·1亿度)。为什么? 李金先认
为，由于多泥沙河流的汽蚀和磨损作用，停机频繁、设备利用小时低、机组的大修
周期短、检修时间长。据统计，各机组的总停机时间：
#4—在七年半的时间里为：23507小时；
#3—在六年半的时间里为：28800小时；
#2—在五年半的时间里为：15484小时；
#1—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为：10075小时；
至1981年6月，五台机总停机时间为84019小时；1973—1979年，每台机组平均
年运行5474小时，占全年小时数61%。
对这几台机组的经济估评：共发电50·6亿度，价值为3·39亿元；而投资只
有2·26亿元(不知是否将维修的财力和人力打进去)，所以仍是——“效益显著”。
究竟应不应该在黄河中下游建站发电，只须将其与清水河中的\强调{广西融江
麻西电站}作一比较：同一机型，同一家制造厂，麻西电站机组连续运用40000多
小时，累计发电15亿度，大修时只有极其轻微的损坏。
[39]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40] 见《中国水利报》1983年9月2日
[41] 〈中国水利〉1992年4月
[42] 《人民黄河》 85年5月号
[43] 《三门峡移民水库农村移民补偿标准调查报告》〈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
会·水库经济专业委员会〉(内部参阅) 1990
[44] 马福海《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30年大会上的讲话》
[45] 《黄河下游防洪减淤的最优方案——兴建小浪底水库》
[46] 小浪底坝基为沙岩、黏土岩，基础条件复杂，拟建土石坝高145米，于左
岸集中布置了15条泄洪洞、排沙洞，还有发电引水洞和地下厂房，其中围岩的稳定、
高速洪水冲击、高含沙和高水头水流对水工建筑物包括闸门槽和水轮机的磨损，都
是尖端的技术难题。80年代围绕小浪底水库是否上马又有过一次大争论，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谢家泽对小浪底的安全问题甚为担心。
[47] 马福海《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30年大会上的讲话》
[48] 李葆华《高举红旗 大搞水利运动》
[49] 马福海《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30年大会上的讲话》
[50] 十多年前，罗启民在《三门峡水库的塌岸与防护》(〈人民黄河〉1983年
4月号)一文中，对塌岸情况有如下描述：
1973年后，“蓄清排浑”运用，由于蓄泄变化，蓄水时，风浪的冲击造成岸坡
坍塌；泄水时，不仅将塌岸的松散体带走，而且能冲刷到老岸，造成新的不未定坡
岸。于是，上自潼关，下至三门峡，塌岸长201公里，最大日塌岸宽50米，最大每
米塌岸量1052立方米，最大塌岸宽281米。塌岸入库的土方占淤积的16·2％。此外，
塌岸还毁坏耕地、村庄、设施，威胁生命。如：1979年10月9—19日，东古铎大队
(三门峡到潼关段)：塌岸150米，塌毁耕地300多亩，扬水站(5万元)塌入库中。
[51] 傅作义《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方
针与任务》
[52]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 1991
[53] 温善章 《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54] 《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年—8期
[55]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56] 转引自温善章前揭书
[57]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58]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59] 王化云 《从三门峡到黄河治理》 (《三门峡枢纽报》 87/5/30)
[60] 转引自温善章 《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61]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62] 见李志绥《毛主席的私人医生》 汪东兴、叶子龙，在毛身边勾留时间最
长的亲随，公开职务为中央警卫团长等；胡乔木，以毛的好恶为基准的理论与意识
形态随侍；张玉凤，由主席专列服务员升任机要秘书，随侍达十多年。共产党上层
几乎无人不将他们看做太监总管与嫔妃。
[63] 林一山《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64] 林一山《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65] 另两位是柯庆施和王任重，这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深谙内情、饱尝左
苦的前中共高干们的概括。
[66] 毛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67] 钱正英 《中国水利的决策问题》1990
[68]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69] 《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年—8期。但是，就在这年的6
月2日—3日，在河南省委召开省水利系统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开座谈会上，黄河
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李赋都讲的是:
应建井灌和小型工程，不同意“动不动就修渠，搞大型工程”。他说，河南排
水条件不好，不宜发展渠灌；但地下水丰富，宜于发展井灌。如果井灌条件好，甚
至可以不搞渠灌。他特别讲到河南的灌溉和黄河的关系：“黄河治理好以后，能灌
溉4000万亩地。但要利用黄河水，还得修渠修闸。假如一年打100万眼井，就可以
浇灌3000万亩，我们算一算，哪一个办法来得快?
假如只重视渠灌，先把汉水、黄水引来，还可能使地下水位提高，使土地碱化。
对河南，他的原则：在山区搞水土保持，在平原大力搞井灌，结合渠灌，河南人
民的生活一定年年提高。工作搞得好，三门峡工程寿命就会延长，搞不好，要不了
50年就垮了。主张井灌、发展山区小型水利工程。黄河治理工作非常复杂，遇到的
都是新问题。我们自己水平低，依靠苏联专家帮助解决，但也不能永远依靠他们。
对黄河的研究工作重视不够，远落后与实际要求。”
也是在同一次会上，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李葆和先生——不知李先生今天是否
还在世。如果已经辞世，仅以此作为作为对这位优秀人物的尊敬与纪念——说：
“水利部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搞小型水利工程的路线，一条是搞大型水利工程的
路线。”谁是这两条路线的代表呢? 他说：“前者是党的路线，但占了下风；后者
和党的路线相反，但占了上风。”
笔者1994年读到这段37年前的文字时，反复看了几遍，怀疑报纸把大型、小型、
前者、后者排错了地方。如果没有排错，不是李先生当时太客气，就是1957年河南
的“党”确实作风扎实、大得民心。他接着列举事实，批评“和党的路线相反”的
“有关领导部门的教条主义”：“全省一万三千六百万亩地，水灾面积1500—2000
万亩，洪水灾害在其中不过占30％—40％。以40％计算，洪灾面积不过800万亩，
颗粒无收的只有400万亩。教条主义者说，首先必须防洪治水，不治洪水什么也搞
不成。于是，教条主义者以94％的人力和钱来防治洪水，而受洪水灾害的面积只占
整个耕地面积的3％，以90％多的人力和钱去作3％的工作。河南省几年来搞了五个
大水库，修了几条大河道，但河道两边不挖支流，结果是‘中间一道水，两边水汪
汪’，越修越坏。”
他不同意“万般皆下品，唯有水库高”。他说：“全省10000多名水利干部，
水土保持编制干部不到40人，钱也不相称，花30万引黄水、长江水灌溉，不重视切
实可行的打井下泉：不但收效快、收益大、花钱少，也可少占甚至不占土地。”
他热情地建议说：“今后搞农田水利，国家只要在一亩地上投一块钱，农民投三
块钱，就可以实现水利化机械化了。”
李先生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上述的意见，当然属于“右派言论”了。
[70] 王化云：《从三门峡到黄河的治理》(三门峡枢纽报 1987/5/30)
[71] 傅作义《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方
针与任务》
[72] 1949年11月接见解放区水利联系会议部份代表时的讲话(曹应旺《周恩来
与治水》中央文献 1991)
[73] 这是笔者少年时，所有学校“推荐”朗读的一首苏联当时最当红的左派
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代表作的标题，据说最为列宁所推许。